来源：财经网
【财经网9月19日讯】“前些年政策如果做成本效益分析，效益远远大于成本，所以大家都是共同支持改革。现在很多政策利弊都有，有时候利在全国人民，但是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变得更复杂、更难以推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教授在9月18日举行的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2上致辞表示。
薛澜表示，原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达9%-10%，新的经济增长7%-8%，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有几个特点：一是政策问题现在可能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很多政策利弊都有，有时候不那么清楚，简单就能看出来是利大还是弊大?或者有时候利很大，但是弊也是非常明显的，或是有时候利在全国人民，但是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群体。
二是公共政策的过程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大的社会政策涉及的利益群体更多，价值观念不同在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政府部门发挥的作用也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很多决策政策部门替大家做出利弊权衡就可以执行了，但是现在，对老百姓的利弊权衡不一定完全了解价值取向，不一定能够了解对利益的关切。同时，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很多公众要求参与，或者参与的能力也大大加强。所以这些情况的变化，使得传统的闭门的、范式的决策往往可能效果不好，甚至做出的决策不为公众认可。
他强调，在公共政策的新常态下，能够构建什么样的政策机制来能够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更加符合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需要重新考虑。
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财经》杂志、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创新发展与公共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系列论坛2于9月18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论坛主题为“‘邻避’困境如何突围? ”
以下为致辞全文：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系列论坛，这个论坛是我们和《财经》，包括创新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然后还有我们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我想这个论坛系列，基本的目的我的理解有三重，第一重其实就是我们当前中国处在转型过程中，很多公共政策的问题，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互相沟通有一些障碍，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交流平台，希望首先能够创造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公共政策的实践者、参与者和理论的研究者之间能够有一个对话。那么这样的话，从实践者、参与者看到很多问题的复杂性，在实际决策当中面临各种困境，跟研究者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这样研究者比较理性、客观，从旁观者的角度探讨一些问题。
第二我觉得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和对话，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参加很多各种研讨会，或者就叫论坛，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单向的，三个小时，可能十个嘉宾，每个人都拼命的赶时间把这个讲完了，但是没有真正的对话，明明观点是非常对立的，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互相平和的质疑或者交锋，我觉得好多公共政策的问题都是这样，大家听完之后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最后我想我们没有通过这种交流对话，能够把我们一些问题澄清，能够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认识，所以我想我们论坛希望能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能够有点时间对话。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参会的很多嘉宾，其实之前做了很精心的准备，从ppt我们都做了很好的准备，但是我昨天提了个建议，我们把ppt就不讲了，我们尽可能压缩，大家把观点亮出来，然后我们来讨论，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这个论坛，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学术界和媒体共同打造的，因为实际上大家知道，学术界给人的形象就是比较死板，做研究就闷在书斋里，或者现在每天就会拍砖，所以学术界形象不太好，另外也不会很好的沟通。媒体的话，我觉得很好，媒体很活跃，所以在传播知识方面做很多工作。另外一点，大家觉得现在的媒体，有时候不太靠谱，这可能也是比较有些过度活跃，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学术研究和我们的媒体沟通能够有效的结合，使得我们能够构建又活跃但是又理性的交流平台，而且能够把它有效的传播出去，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大家全社会对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的问题的话，能够有一个更广泛的交流，对话的平台。所以我想这个是我理解，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论坛的基本目的。
我想最近大家也知道，关于中国经济大家都在讲新常态，其实就讲我们发展模式要转变，所以的话，我们原来9%、10%的增长率，要一个新的增长7%、8%，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也可以说公共政策的这种制定和执行也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政策问题现在可能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我们说改革，前些年的政策，可以说是如果做成本效益分析，效益是远远大于成本，所以我觉得那种改革的话，大家都是共同支持的。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我们面临很多政策问题的话，其实是利弊都有，而且有的时候，不那么清楚，不是那么简单的就能看出来，是利大还是弊大，或者有时候利很大，但是弊也是非常明显的。或者说有时候利在全国人民，但是弊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政策就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推行。
第二点就是实际上我们公共政策的过程也发生了变化，这里面的话，我想首先是公众，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有一些大的社会政策等等，涉及的利益群体更多，而且的话，大家的价值观念也不同，所以我想今天价值观点在背后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政府部门发挥的作用，也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我们很多的决策可以说政策部门就可以，替我们大家做出利弊的权衡够可以执行了，但是现在的话，情况发生变化，首先就是他对我们利弊权衡群体，老百姓的利弊权衡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所谓价值取向，不一定能够了解我们的对利益的关切，可能他了解的不够全面。同时的话，我觉得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很多公众，他要求参与，或者参与的能力也大大加强。所以我想可能这些情况的变化，使得我们传统的闭门的、范式的决策往往可能效果不好，甚至有可能的话，会做出的决策不为公众认可，引起公众的一些反映。像我们讲的px事件都属于这类的案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可能我们就需要重新考虑，在这样一个新的，我们讲公共政策的新常态下，我们能够构建什么样的政策机制来能够使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够更加符合我们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话，其实提出来了，就是我们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这里面我想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其实就是公共政策他的制定和执行，他的体系和能力怎么样能够更加的现代化。所以我想这个“邻避”事件的出现，当然对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来讲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但是对我们研究公共政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就可以来探讨，面对这样一个困境，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所以我们今天请了相关的事件的相关者，既有政府部门的，也有我们的实践部门，包括也有一些参与的社会组织等等。首先对我们针对的问题，把自己的看法和经历讨论一下，介绍一下。然后下半场我们会有一些研究者，就这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来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的话，当然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些不同观点的交锋，而且我更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也能够积极思考，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大家的看法，来跟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学者和我们的实践的参与者来更好的对话。我也预祝我们这个对话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